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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应盲从前人的鉴定结论 ——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邀专家研讨馆藏绘画
时间:2016-10-10 15:28
来源:中国文化报·美术文化周刊
点击:2012
摘要:

本报记者 冯智军

    在中国书画中,作品的鉴真与辨伪,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,也是后续展开相关研究的基础。近日,“鉴闻成化·中国明代绘画(衡水)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在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举行,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、故宫博物院、上海博物馆、上海社科院、辽宁博物馆等10余家博物馆和艺术机构的数十位专家学者,围绕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馆藏的80余件馆藏绘画作品,就中国明代绘画的画艺、画风、流派、产生与渐进等诸多问题展开讨论。

    与以往研讨会不同的是,众专家学者通过递交论文、发言研讨,有的放矢、避免空谈,对作品比高下、明是非、辨真伪,不乏有学术的激烈争辩。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馆长、衡水学院教授刘新岗表示,书画鉴定尤其是古书画鉴定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、鉴别与考证相佐证、艺技与画史相匹配、经验与现实相制约的特殊学科,“继承、借鉴和弘扬前人的经验,但不盲从前人的鉴定结论,才是对前人、对学问最大的尊重。”

    名家作品鉴真亦需辨伪

    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单国强介绍,戴进创立明代“浙派”,其典型画风是主宗南宋“院体”、豪放劲健的山水画,然而他在学画道路上宗学的画法是广泛、多样的,而且有早中晚期的变化;并且,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各科兼能。故时人评戴进是“法诸家”“行家兼利家”的全能画家。戴进的花鸟画存世不多,但也风格迥异,时期有别。较早作于中年寓京期间的《墨松图》卷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,宗文人水墨法;晚年返乡后,60岁左右,有《葵石蛱蝶图》轴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,运用宋代“院体”的工笔设色法;《三鹭图》页(北京故宫博物院藏)作水墨写意法,应绘于暮年的天顺年间。而现藏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的《耄耋图》轴此前一直流传于民间,曾见日本《支那名画宝鉴》和《宋元明清名画大观》影印出版。单国强分析,这幅作品应稍晚于《葵石蛱蝶图》。

    沈周作为“吴门画派”的代表画家,无论是在美术史的视野中,还是在学术研究者或美术爱好者的印象中,都是以书画家的身份出现,但他还是一个颇具法眼的书画鉴藏家。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朱万章另辟蹊径,从书画鉴藏家的角度对其鉴藏和创作进行了研究。通过文献记载、传世书画中沈周的鉴藏题跋,以及沈周的收藏印记等多方考据,朱万章认为:“沈周鉴藏的书画中不乏宋元名迹,如米芾的《蜀素帖》,马远的《江山万里图》,法常的《水墨写生卷》,赵孟頫的《瓮牖图》卷,倪瓒的《水竹居图》、《松亭山色图》,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王蒙的《山水卷》,方从义的《云林钟秀》等。”

    中小名家成研究新视角

    在书画研究中,名家大家吸引了众多的研究目光,但许多中小名家,却往往因为资料的缺失等原因,得不到重视。此次研讨会上,中小名家也成为了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新视角。

    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艺术顾问郑威,独辟蹊径地以“放逸不可羁、当为第一流”为题,重点针对刘世儒的《梅花图》轴予以剖析,还对有关刘世儒的文献记载予以纠误,并就刘世儒的生卒年、画梅的风格特征、《雪湖梅谱》进行深入探究,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和共鸣。郑威为何没有着眼于沈周、董其昌等耳熟能详的名家巨作,偏偏对一幅刘世儒的梅花图青睐有加?这缘于他历时30年与明代以画梅著称的刘世儒的三次结缘。

    上世纪80年代初,郑威刚入职上海博物馆,首次为书画常设展写展品介绍时被分派写明代书画家的展品,遇到的第一幅作品就是刘世儒的《梅花图》轴。2012 年,郑威应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的聘请,对所有的藏品进行编目与整理时,又见到了两幅刘世儒的藏品。从此,郑威便留意于刘世儒的生平记载,希望将这个隐于画史的画梅大家的形象明晰于当世。而此番受邀参加研讨会,郑威再次看到刘世儒的《梅花图》轴。刘世儒的作品传世有限,而郑威却于从业30余年中,在三个不同时期、不同的博物馆与刘世儒的“梅花”相遇。于是郑威大胆推论,严谨求证,推断出刘世儒的生卒年代、人际关系,并从细节入手分析刘世儒的绘画特色与魅力,将刘世儒的历史样貌复原于世,充实完善了目前对明代绘画史的研究。

    此外,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承载从历史研究学的角度,结合着《秋山图》对作者蒋绍煃进行了研究。通过广泛考据和认真推论,发现这是一幅暗含了晚明政治关系的重要作品,依史析人,借史读图,勾勒出晚明政治中的又一个局部。上海博物馆研究员陶喻之通过《剑阁图》对晚明的南京籍画家张翀有了新的研究探索,“对于张翀这位中小名头画家,之前确实了解不多,甚至常常张冠李戴,将他与清代中期康熙、乾隆年间的上海画家张翀混为一谈”,进而梳理出了晚明张翀的艺术经历和传世作品。

    古书画中的双胞、多胞现象

    吴伟的《寒江雪钓图》,在广东省博物馆和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各收藏了一幅,且构图类似,均署“小仙”款,这两者之间孰真孰赝,又是何关系?除了这种“双胞”,还有“三胞”。如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藏有一幅《千雁图》长卷,而辽宁博物馆所藏有两幅《千雁图》卷。

    衡水中国书画博物馆所藏《千雁图》卷,长达12米,绘芦雁千余,颇为传神,堪称佳作。而令人称奇的是,远在千里的辽宁博物馆中,竟也有两幅《千雁图》卷,且构图有着惊人的相似。三幅图卷孰真孰假?作者“王守谦”又是何方神圣?刘新岗与辽宁省博物馆研究员由智超对此进行了对比研究。

    在对画面构图、笔意及题款、引首等诸多细节进行分析后,由智超与刘新岗得出结论:衡博本《千雁图》与辽博本两卷《千雁图》,构图的高度相近说明着它们丝丝缕缕难以割断的关联,但笔性、意趣、技法水平等方面的较大差异又昭示着不应出自同一人手笔,两卷辽博本《千雁图》应是临摹于衡博本《千雁图》卷。同时他们分析出,衡博本《千雁图》卷其实原本不该佚名,而且从装裱边绫拼接方式亦可发现卷尾处被割过款识。究其佚名原因,或因“王守谦”失载于画史,可谓名不见经传,故好事者割去此“小名头”,使人见此佳作深感扑朔迷离,误认为出自哪位大家之笔,以为牟利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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